熊丙奇：管理不能越位教育不能失语

中卫

       复旦学子黄山遇险，虽最终脱险，但一名当地民警在救援过程中不幸殉职。这让人不能不面对一个严肃的问题：谁来对这起事件负责？
　　不妨假设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即学生中有人出事，会是怎样的局面？按照一般逻辑，社会舆论、学生家长，首先会质疑学校的管理，指责学校为何不加强学生的外出安全管理；其次，会质疑学校的安全教育，指出学校没有重视相关的教程；再次，当然还会质疑景区的管理，比如为何不设置警戒线，坚决禁止游人进入未开发开放的地区，等等。
　　这样的逻辑可以理解，但在笔者看来，把学生在校外的安全也归为学校管理范畴，是学校难以承受之重。对于已经成人的大学生来说，应该明白，自己才是自身社会生活和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如果说，但凡学生在求学期间发生安全事故，都得学校负责，其结果就必然导致“圈养教育”。这在中小学已经上演——学校不准学生课间嬉戏，也不组织学生春游、秋游。就这起事件而言，如果要求学校严格管理，学校所能采取的办法，要么是禁止一切学生私自结伴旅游的行为(结伴旅游必须报批)，要么是学校与学生签“生死状”，告诉学生若擅自外出活动发生安全事故，自己负责。这不是笔者的臆想，而是活生生的事实，很多大学就出台了类似规定。
　　这样的规定，自然贻笑大方，但于学校来说，或许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一旦学生出事，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其实，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对于学生的教育、管理，只能承担有限责任。这就是，学校必须负责学生在校园中学习生活的安全，但对于学生与教学无关的社会生活，管理学生的是法律法规，因为此时的学生是社会人，学校无权管理、无法管理，也难以承担责任。笔者多年前曾听到有大学生在谈论野外探险时提到，“我们不怕出事，因为我们是名牌大学学生，要是出事了，肯定会第一时间得到救助。”这听上去很荒谬，但大学生责任和权利意识的错位的确可见一斑。
       如此道理，应该在学生进校之时，就明白地告诉他们。相对于大家所谈的生命安全教育来说，这种明确权责边界的公民教育，对学生形成责任意识，更为重要。从这起事件分析，活动参与者缺乏对自身负责的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多位资深“驴友”表示，活动组织者缺乏基本的户外旅游经验，在活动中更是犯下了多个错误。

　　从公民教育角度看，今天的学校教育远未到位——这又把学校兜了进来，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学校教育就能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共同努力。据介绍，类似的事件六年前就曾发生——早在2004年，一支由5位复旦毕业生和在校生组成的登山队，不顾学校和家长反对攀登海拔6206米的启孜峰，就引起过社会的广泛关注。学校考虑到5人在技术水平、装备以及经验等方面都不成熟，因此没有批准。但最终5人还是执意前往。事实上，大学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大学对他们做的不是审批，而是应该告诉他们，你们必须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至于行为选择权，则属于他们自己。他们有权选择冒险，这也可以视为一种生命价值观。

　　教育引导学生明确公民法律责任、道德责任，这是理清学校、家庭、学生、社会等各方面权责的十分重要的内容，在这样的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才能让责任教育、生命安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也才不至于出现这样的困境：要学校加强学生安全管理，就侵犯学生权益；实现学生自主管理，就陷入无序。(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大碗茶

管理越位的事情还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