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台湾的父亲

泥腿子

我与台湾的父亲



1941年,我父亲背着家里的亲人,和几个一起在上海布厂学生意的伙计，偷偷地跑到浙西山区，投军抗日。在国民党三战区的一个士官学校接受短期训练以后,便出山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战争,在战斗中多次负伤，曾亲手击毙日酋青木指导官和江阴县日伪县长韦长镇。抗战胜利以后，部队改编,他在江阴要塞任探照灯队队长。江阴解放前一天,他奉命带队去常州装运木材加固江防，不料第二天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堑，江阴解放，他也就一去杳无音讯了。

直到1981年春，江阴县委对台办公室徐健德主任亲自到月城公社北兆大队找到我母亲，告知我父亲还活着，并在台北经商时，我们才知道了他确切的消息。徐主任要我母亲设法找到父亲，与他沟通联络，为江阴去台人员的亲属寻找在台亲人做一些工作。我母亲因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怕了，哪里还敢去找我父亲。那个年代，只要政府派人找我们，对我们来说绝对不会有好事情。徐健德主任找她去大队部时，她心里就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如今接到这么一个烫手的要求，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答应吧，今后再来一个运动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谁也救不了命；不答应吧，又是县里来的“大官”要求做的，不做政府饶不了你。我母亲又惊又怕，连夜急匆匆地赶到青阳公社小桥大队来找我商量。

我是1966年毕业于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又留校经历了两年多的“再教育”后，无家可归，离开母亲到小桥大队6队一个村姑家做上门女婿的。这个村姑也是苦命人，从小死了娘，她父亲娶了个后娘在上海生活。因为子女多、工资低，经济困难，也就顾不了在乡下的女儿。她和年老的祖母相依为命，靠着生产队的照顾在苦水里泡大。1967年她祖母去世，抛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我的到来，正好填补了她心灵的空缺。从此两个苦瓜一根藤，相依相伴苦度岁月。所以母亲跟我讲了徐主任找谈话的经过后，我毫不犹豫决定寻找父亲。我安慰母亲说：“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反正是墨缸里染出来的，再黑也黑不到哪里去了。再怎么样，也不能不让我种田呀！”

寻找父亲的过程还算顺利。我从祖母那里得知，父亲投军前，是在青阳南弄李家在上海开办的公司里当学徒的。如今，李家还有一个老婆婆住在上海建国西路。婆婆的儿子、媳妇在解放前几年就去了台湾，一直跟婆婆保持着联系。只要婆婆肯帮忙，就一定会找到父亲。于是我写了一封家书，去上海找到了婆婆。原来李家与我们是老亲，婆婆年轻时与我祖母比较亲近，对我的请求一口应允。婆婆见了我当时又黑又瘦的样子，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当时两岸处于敌对状态，互不来往。信由上海寄到美国婆婆的孙儿处，再由她孙儿从美国寄给他在台湾的父亲，托他父亲去找我的父亲。

两个月后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从香港寄来的一封信。信封署名杜寄。我想不出有哪一家亲切姓杜，又是从香港寄来的，紧张得手心直冒汗。我横下心来打开信封，里面装着的竟是我父亲的亲笔信。信的内容十分简单，告诉我他早已于1962年退伍，在台北市开了一家电影发行公司，生意尚可。信中主要讯问家人的情况，并要我回信时与母亲一起将上至曾祖父，下至我儿女的生日写给他，说是在逝者的生日化些纸钱以示悼念；在生者的生日买块蛋糕以贺生日。后来因为记错了曾祖父的生日，其间信件还往复了一次。家人的生日排完以后，父亲来信很高兴，要我拍一张全家的照片寄给他。母亲因为心有余悸，不同意寄全家照。最后让我祖母和我的大女儿一老一少拍了张照寄给她。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的这些举措是为了考查我这个儿子的真伪。因为，当时台湾的宣传都说“留在大陆的国军家属都被共党杀了”。父亲受此蛊惑，竟对自己亲生儿子的身份也产生了怀疑，现在想来，真使人黯然神伤。

7月的一天，我正在烈日下插秧，邮递员送来一份父亲从香港发来的电报，约我在25日下午一时前去青阳邮电局等候通电话。

那时青阳地区电话稀少，青阳邮局只有240门老式的磁石交换机，要靠话务员用手工忙个不停的接插连接，打个电话要等好半天。农村也只有大队部有架手摇电话机。7月正是“双抢”紧张时刻，歇工必须请假。说起“双抢”，年轻人已没有什么概念。在上世纪那个“学大寨”的年代，农业实行“双三制”，一年种二季水稻加一茬麦子。后季稻的抢收抢种正值大伏天，又全靠人锄手插，比不得如今耕翻插秧机械化、防病除虫植保化、施肥除草化学化，劳动条件异常艰苦。因此，请假制度十分严格。好得队长对我比较了解，没费多大周折就带着全家老小直奔邮电局。

临近下午一时，电话机还杳无音讯。我们全家屏住呼吸焦急地等待着。总机房的谭师傅十分体谅我们的心情，同情地说：“我做了十多年话务员，香港与青阳从来没有直接通过话。如果电话打不通，可以到无锡邮电局去打国际长途，或许能够通上话。”可我根本不知道父亲在香港的电话号码，听了心里更着急。一时零五分，谭师傅忽然欣喜地叫我：“小杨，香港长途台来电话询问你在不在邮电局，你父亲马上与你通话。”我一把抢过话筒，焦急地呼唤着父亲。36年了，终于能听到对方的声音了！全家一个个轮流通话，又喜又悲，百感交集。从那以后，父亲每次到香港都发电报通知我，让我到邮局等电话。

1984年初夏，我去香港与父亲见面，成为江阴县第一个获准与台胞在“境外会亲”的运幸者。那年我已35岁，有了三个儿女，而我父亲亦已年愈花甲了。当时海峡两岸还没有开放探亲，台胞与大陆亲人见面只能瞒着台湾当局在台湾和大陆之外的第三地进行。双方事先约定好会面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台胞以经商、旅游等名义申请离台，大陆同胞可以“境外会亲”的理由申请出境。这次我们选择了在香港“境外会亲”。说到这次“境外会亲”，还真得谢谢江阴县对台办和公安局政保股领导。那个年代大陆对公民出境也控制很严，江阴全县每年可批准去香港的名额只有12人。县委对台办和县公安局政保股对我十分信任，很快就批准了我这次香港之行。

我比父亲先一天到达香港，住在表姑家。第二天本想去启德机场接机，但父亲在电话中告诉我，启德机场很挤，再加上父子两人并不认识，所以不要去接，等他下榻宾馆后再见。说来可悲，人到中年，我从未体验过父爱，更不曾叫过爸爸，对见面时能否顺利喊出“爸爸”两个字犯愁。姑母宽慰我：“磨难都已过去，好日子还在后头。你父子好不容易见一次面，‘爸爸’是一定要叫的。”下午三点多，父亲从弥敦道的富都大酒店打来电话，我便和姑母匆忙赶去。

我忍着心跳按下了门铃，很快，一位身材魁伟、神采奕奕的老人开了房门。姑母赶紧抢上一步，把我介绍给父亲。忽然一股酸楚涌上我的心头，喉头颤动了好一会，始终没能喊出“爸爸”来。姑母在旁急得朝我直摆手，但我的泪水已涌满眼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泪眼朦胧中，我依稀看到父亲也在用手纸不停地擦眼睛。半晌，父亲示意姑母不要太在意，大家的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

这一天，我们谈了很多，从曾祖父到重孙儿女，父亲都一个不漏地询问详细情况。他为自己不能为长者尽孝，不能为妻儿尽责感到深深的悲痛和亏欠。他泪流满面地嘱咐我，回家以后，一定要代他到奶奶的坟上填把土，烧柱香，请饶恕他的不孝与无奈；要好好孝顺母亲，爱护妻儿，代他赎回满腔的愧疚与歉意。直到凌晨四点多，我才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忽然觉得脸上有一丝一丝的凉意。微微睁开眼睛，父亲就坐在我的床头轻抚着我又黑又瘦的脸，大颗的泪珠不停地滴在我的脸上。我心头猛地涌起一股热流，一种从未享受过的舔犊之情油然浮上我的心头。我猛地一把抱住父亲，激动的眼泪突眶而出，心头的怨气也一点一滴冰消雪化了。此后，每到冬天，父亲都要我把家人分批带到香港团聚，直到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胞回大陆探亲为止。





中秋节又将到来了，一晃父亲也去世将近两年了。远隔千山万水，不能到墓室祭奠他，不禁黯然神伤，聊寄小文，寄托哀思。

浮云游子

非常感动[s:516]

岁月无痕

不是转载的吧？

云中迈步

每到佳节倍思亲！

凯瑟琳

感动。特殊年代，特殊经历，特殊感情。

泥腿子

本人亲身经历，含泪写成。希望今后永不上演政治悲剧，保我们的后代安宁。

云中迈步

非常感动

水月儿

佳节倍思亲　！！！

依旧老师

一看就是亲身经历[s:516]

菲儿

[s:516][s:516]感动的。
真情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