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邓丽君的歌为“黄色歌曲” 偷听违法

颐老船长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当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仍在盛行，但从文艺领域却出现了一丝转机，以往带着攻击性和火药味的歌曲渐渐弱化，一批以颂扬为主题的，旋律优美、富于抒情、浪漫活泼的歌曲传遍大江南北。如《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人们纷纷传抄歌词、歌谱，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哼唱几句。虽然政治性依然很强，但总比唱“语录歌”、唱样板戏更舒缓、更动听。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一首《祝酒歌》唱开了封冻十年的中国，进而吹散了徘徊不去的乌云。1978年，街头的大喇叭里忽然传出曾被打成“禁歌”的、久违的电影插曲《洪湖水，浪打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及《刘三姐》片段，甚至连越剧《红楼梦》、黄梅戏《天仙配》也重新回到大众的视听空间里。进入八十年代，一个艺术创作的新时期扑面而来，谷建芬、铁源、付林、施光南等一批作曲家，以及乔羽、王健、晓光等众多词作家，以良好的艺术素养、丰富的生活感受、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推出了一批令大众喜闻乐见的流行歌曲。如《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李谷一、朱逢博、关牧村、郑绪岚、关贵敏、沈小岑、苏小明等一群中青年歌手脱颖而出并迅速蹿红，成为公众追捧的“歌星”。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更是轮番响彻街头巷尾、机关学校、工厂商店。


与此同时，城市中一些年轻人开始偷听港台歌曲，尤其邓丽君、张帝的歌曲迷倒一大片，当时这些“靡靡之音”是不能公开播放的，都是通过“地下”翻录盒带，居委会或派出所要是发现会作为收听“黄色歌曲”作为治安案件处理的。

此后不久，台湾校园歌曲一下子火起来，《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踏着夕阳归去》等一些非政治内容的、抒发自然情趣的、满足人性需求的小曲小调，穿透了无数歌迷的心。而以郭峰为代表的《让世界充满爱》，使流行音乐得到广泛的认同，并被官方认定为“通俗歌曲”；以崔健、徐沛东、苏越为代表的《一无所有》、《信天游》、《黄土高坡》和《我热恋的故乡》作品，把民族音乐与摇滚乐结合，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摇滚风”和“西北风”。  

本文来源：《今晚报》作者：张建，

甲先

那时候的人们迂腐滴很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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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一下，如今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至少道德良心都变稀罕物了，需要央视搞典型了，防盗门上数码了，防不胜防，还有那女人穿着衣服也在迅猛减少中